我的1937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自传11-濮业良老人

南大口述历史2018-09-13 11:28:59

      幸存者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亲历者,他们的个体记忆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世界记忆遗产的具体承载。时至今日,仅有不足百位幸存者尚在人世,对这些幸存者的个体记忆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整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八十年过去了,白骨青灰长艾萧,我们可以忘记仇恨,但不能忘记历史。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大学的联合团队,通过再一次的调查,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而已进入垂暮之年的幸存者们,把他们用生命凝成的记忆,传递给了我们。这一超越时间、世代和区域的宝贵记忆,让我们铭记昭昭前事。记住八十年前吾土吾民的苦难,砥砺我们奋斗前行。

      我们是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请您随着我们走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国故事。


“我们走出去看到满街都是死尸。” 

——濮业良口述自传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13日、11月20日、12月10日

采访地点:南京建邺区小青路

采访人:吴雪映、高昕宇

整理人:李丽晴、吴雪映、袁志秀、汪贝

收听幸存者的口述自传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到喜马拉雅FM收听幸存者的口述自传

http://m.ximalaya.com/32336670/sound/60776758

       我1922年9月出生,从小一直住在南京。我的弟兄多,一共有六个,我是老二。那时候大家庭人口蛮多的,有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还有第六房,我们是第五房,在这一辈所有男丁里我是老十。我们的房子在六角井(位于中华门西),后来分开各住各的了。

       我们都是回民。那会儿有清真寺,还有回民聚会。一般回民每周五去清真寺里聚会礼拜,听老师父(阿訇)讲回民过去的事情。但我们做工的人去得很少,因为要挑担子做生意。只有礼拜日、过节的时候在一起集会,帮助穷人。到了周五、周六的时候,回民的乞讨者上门来要点钱。我们会捐款给穷人,有一个人专门收款交给清真寺,由他们来发给穷人。上门来的,我们管他们叫“走杂”,就是要饭的。我们做生意的人来帮帮回民的乞讨者,他们就向我们说“萨布里”(谢谢)。平常上家里来的乞讨者都是熟悉的,沾点小亲的,有来往的。礼拜寺里的那种是外来的,我们就不熟悉了。阿訇跟我们是互相联系的,鸭子店要请他上我们那儿念经杀鸭子。不经过他念经宰的鸭子是不能吃的。

        小时候,家里的鸭子店开在六角井,进货要去鸭行买。我们有好几家店,在中华门、水西门、雨花路。濮恒兴在南京算是出名的,八大家、濮恒兴、魏恒兴、刘宏兴、李隆兴、韩复兴,都是做鸭子的,我们东西好,负责任,生意也好。和我们来往最多的马祥兴饭店也是出名的,我们是正对面。

        我在私塾上学,上到十四五岁就到濮恒兴干活去了。我母亲不工作,在家靠我们养。我们做生意要按税务局的规定,自己算账后去交税,税率一般在3~5%之间,挣多少钱要交多少税。

      1937年的时候,日本人来了,我们暂时不做生意了,一家人都跑到了六合。但六角井家里还有房子,我就跟伯父一起留在了南京,一边卖鸭子,一边看家。后来,我跟着伯父到难民区去躲避,难民区就在渊声巷那里。那时日本兵来的时候,我们住在难民区十九号,难民区那里还有人卖东西,有钱就能买到。现在那个地方找不到了,那会儿房子少,那里有一个学校,还有一排平房。

       日本人打死许多人,我们走出去看到满街都是死尸,水里都是,河里面都有死尸。不一定成排地排列着,有的人是跑着的时候被日本人打死的。路上死的人非常多,也不好去看看是什么人。但在难民区里是看不到死人的,人死了就拖出去了。难民区外边树林里也有成堆的死人。我的一个侄子,比我岁数还大十多岁但小一辈,是个半哑巴,给日本人杀死了扔在路上,我们不敢搬,也不好把他埋了,也不晓得他是怎么被杀死的。

       难民区里有一条街上还有菜市,路上有人做生意,我们要买菜买肉都在那里。沈启权是我表哥,比我大三岁,他父亲是我舅父。我舅父在那儿卖牛肉,他也跟着挑担子的。沈启权被日本人带走就再没回来,都不知道在哪里被打死的。

       难民区日本人也照样去搜查。有一次最危险,在难民区我们住二楼,我要下楼,当时日本人带着一个人上来,刚好有人要到三楼去,日本人也跟到三楼去,叫我们两个人站在原地别动,几分钟就下来了。难民区都是一排房子,有空地,另一个人就跑了,日本人一看少了一个人,先叫别人把我抓着,然后从窗口探出去,一枪就把那个逃跑的人打死了。

       有一次,日本人把我们抓去,在路边站一排,用绳子牵着开会。找个中国人帮他翻译,这个中国人说:“你原来做什么还让你做什么。”我们那时候年纪不大,十几岁,两旁边绳子拦着,每次只叫一个人走,另外一端是日本人。他走着看你神色不对,就伸手摸摸,看看我们手上有没有老茧,是不是拿枪的。要是起老茧,就把他拉到空地上去打死了。还好我们年纪轻,没有老茧。

       在难民区的时候,我和一个一起做生意的年轻人住在一块儿。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我们两个出来挑井水。有一次被日本人叫去抬子弹,抬去日本人住的地方。他们拿着兵器,从难民区一直把我们带到他们住的地方。日本人住的地方我非常熟悉,叫晒布厂,在白下路的河边,还有一片大空地和一个楼房。日本人叫我们做苦力,发了班章给我们,我们可以出来转转,再回去。日本人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住了两夜。我最后带着一个人逃出来了。我们顺着河边跑出去,从内桥过江。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走,要从新街口过。新街口人多,那时候还没有马路,我们走内桥、中山路—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山路,走了很久才走到下关。

      1938年的一二月,开春以后我就去六合了。在六合找到我的父母,到父母住的地方落脚。我还年轻,自己又能做活,(靠家里人的积蓄)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

       后来南京稍微平定一点了,我们一房七八个人一起回来。兄弟姊妹们大的带着小的,手里还抱着更小的。(日军把守城门)他们几个人都有枪,来往看谁不对,就摸摸看看手,检查检查。

       到南京稳定下来,(市民从)难民区出来了,工人也出来了,他们就开始发“良民证”。在家里住要发“良民证”,按一家一家、一个户口一个户口地领证。领证需要户口,由第一排上面当家的去领证。在南京的人都有证书,报上住在哪里,多少门牌。我们回民有回民专门的证,另外一般的人都有身份证。

       我住城里,进城出城都有日本人,我经常看到他们。认得的,日本人就不打了,日本人就晓得这是做生意的人。

       我们回南京后还住原来的地方,把原来住的地方修理修理就住下来了。继续做生意,勉强够生活。那时我们是两个房管一个店,一人负责这个店一年。1939年的时候,我父亲得霍乱在南京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八岁。原来他有几种病的时候,找医生也能看得好。那时日本人在,找不到医生看就去世了。后来我伯父当家,他来开店,我就自己做小生意,挑担子卖牛杂,照样能养家糊口。那时候日本人比较少了,情况稍微好点。但税还是要交的,有专门管理的商会。

       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日本人走了以后我们就安心做生意了。那个时候我还继续挑担子卖牛杂,能把肚子填饱,但谈不上吃好。

        我还去中华门外雨花台看过枪毙谷寿夫,那时候看的人挺多的。那个日本人上来,穿日本人的衣服,看着岁数不小了。一群人围成一个圈子,他还没走几步路,还没进那个广场里头,后头的人一下子就把他打死,然后拖下去了。

        直到1949年解放军来时,我还是继续做小生意。新中国成立有广播过,我们都知道这件事。

        后来,伯父开的鸭子店也公私合营了,我还继续挑担子卖牛肉、牛肚子。因为在夜校学过会计,后来我到牛杂合作社做过会计兼管理。在牛杂合作社做会计的时候没工资,我自己也拿牛杂去卖。后来到菜场做过会计,工资是一个月四十二块六毛。开始我在丰富路菜市场,后来在水西门菜市场工作,在汉中门菜市场也做过的。

       我是二十八岁结婚的,妻子是我表妹,我们没结婚之前就是认识的,她七岁的时候就见过我了,到年龄就结婚了。

        我们家在1969年下放了,莫愁湖对面的水西门那时候有个采藕大队,是水西门蔬菜公司的,我就是从那个单位下放的,下放到沭阳县华冲大队杨柳村,在农村里种田。那时候农村没有人做保管员,后来我就在公社里做保管员,管理几个生产队,收支多少都是我来管理的。那时候没有工资,是计工分制,保管员记满分十分,女同志是八分为满分,到年底才能知道分多少钱。但一般工资很少,也就几毛钱。管理还是要听队长的,实际上我什么权力都没有,只是负责保管。

        1979年我从杨柳村回到南京,回来之后又当会计,一直到退休。后来又被菜市场返聘回去卖鸭子,一直做到我二女儿的孩子没人带才不干的,退休下来给二女儿带孩子。

       现在我早上六点半就起来,平时跟儿子一起散散步,走走就回来,除了亲戚没跟什么人来往。住南京的子女常来,外地的来得少。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故事请关注出版物《被改变的人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南大口述历史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见。下一期我们将走进:《“那时候,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余昌祥口述自传》


欢迎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有所感悟的同学参与录音推送。


往期回顾

“后来只要听到‘日本人’三个字我就特别害怕。” ——夏淑琴口述自传

长按识别二维码收听

“日本人进城后,一年年过来都是苦大仇深。” ——王秀英口述自传

长按识别二维码收听

南大口述历史


编辑/张益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