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乞丐

小花的帐号2019-06-24 22:37:02

    

    我忽然想起原因,原来是昨天晚上喝到一点钟,六点多又赶去上课,所以才睡了一个下午。阿松下午两点的时候给我发的消息,叫我去听《周易》,我四点才看见。我说我要考虑一下,等我到的时候,他已经翘课去吃烧烤了。我在牌坊等他,在路人的碎语中分别出现了对牌坊反面第二个字的三种读法,有说是“艺”的,有说是“商”的,还有个什么,和阿松给我说过的正确答案一起忘记了。后来他骑着单车过来接我,还送了我一盒五角钱的火柴。对于火柴的说法有关于戒烟,他说他就不带打火机了,一天抽一盒火柴的量。我打开火柴一看,大概比两盒烟要多上一点点。随后他便带我去吃了烧烤,三个人吃了一百一十块钱,因为只叫了两瓶啤酒,所以没有昨夜贵。我囊中羞涩,而且和阿松一起出来吃饭,我一般是不出钱的。多年的朋友默契,阿松理所当然地出了我这一份,然后把这两份记在李岚的账上,等下个星期和旧账一起还。

    在来的路上,路过光谷天桥的时候,看见了一对老夫妻,他们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面很醒目。有两个褥子铺在天桥的水泥地面上,男人跪在其中一块上面,一双手稀里糊涂的合着十字,先是向后面一撅屁股,然后向前一曲,跪下去,本来就不规整的双手变得更不规整,地上的褥子变皱,如此往复,仓皇失措。在他的旁边,凌乱地放着几张一块钱的纸币,再旁边,睡着他的老婆。这个老女人身上还覆着一床褥子,面朝苍天,戴着口罩,一动不动,像是已经死了,灰白的头发有一半埋在褥子里。她可能不知道此时在她的身上盖了一块很久没洗的被子,他的丈夫跪在他的旁边,对着面前磕头。

    我愿意为它设想出一个故事。男人姓杨,人称杨老汉,女人姓韩,人称韩大娘。他们住在雄楚大道小西村那边。我到过那里,那儿是武汉的一个城中村,小旅馆四十块钱一晚。他们有一个儿子,儿子当初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于是年纪轻轻便去做小工。杨老汉自己在小西村开了个小旅馆,他是一个要强的人,不愿意看见儿子一个人在外面辛苦。韩大娘也是持家有道,一天到晚收拾这儿收拾那儿,忙上忙下。一家三口的生活过得凑合,时不时的杨老汉还能买两包二十几块的好烟,喝点儿小酒,多年下来还小有存款。这些钱杨老汉和韩大娘准备留给儿子娶媳妇儿,所以尽管韩大娘一直以来身体有病,但既然没有卧床不起,那就不用去治。韩大娘在忙活的时候,有时会突然眼前一黑,然后有时就会晕过去。这些事情她不敢和杨老汉说,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万一查出了什么了不得的病,家里是拿不出钱的,毕竟钱要留给儿子取媳妇。不过所幸隔壁的大妈们说她这只是贫血,平常喝一点儿红糖水就行了。韩大娘自己也没觉得这是大病,听到这话就更加放心,每天依旧是笑眯眯地忙活着家里和旅馆的事情。她每次干活儿弄的眼前发黑的时候,都只是泡了一碗红糖水喝下去。还别说,自从经常喝红糖水,她晕倒的情况越发的少了。只是最近的时候,她又开始晕倒了,而且比以往更加的频繁,时不时还会咳血。逐渐地这个情况被儿子撞见了,儿子一问杨老汉,杨老汉早就知道,但也不觉得是什么问题。终于在三个月之前,韩大娘刷碗的时候,在楼梯间刷碗的时候晕了过去,然后摔了十四节楼梯,头皮被磕破了血。杨老汉赶忙把她送往医院,儿子也要回来,但杨老汉觉得他可以解决,就拒绝了儿子,一个人照料韩大娘。在医院里一查,发现韩大娘得了肺结核。杨老汉不敢置信,恍惚之间为韩大娘办了住院手续。儿子晚上回家的时候才了解情况。两人一商量,婚暂时还是不结了,还是命重要。于是杨老汉早上做好了早餐送去医院,给韩大娘喂完,然后给大娘擦身子,换衣服,说这小西村最近的家长里短,中午的时候,再赶回家做饭,又带去医院,下午再跑一趟,到晚上十一点等韩大娘睡了之后,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一日又一日下来,韩大娘的病情逐渐好转,但是家里的存款也快没了。杨老汉每天都为这个事情发愁,这段日子他经常打听小西村有什么事情做,比如在哪里搬砖呀拖车呀什么的,旅馆就交给隔壁王大娘照顾着。这些事情他没有给儿子讲,自己一个人担着。终于,眼看家里的存款已经被用去了十分之九,而韩大娘还在住院。他就想把韩大娘带回家里去,每天吃着药就好。韩大娘这时身体也已经好起来了,和正常人无异,对于杨老汉的想法,也是表示支持。但是医院方面并不放行,经过杨老汉的无理取闹,医院让他签了个什么保证书,才放他们回家。日子和以往过的一样,依旧是每天忙上忙下,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杨老汉还不让韩大娘做重活,直到看见并没有什么异状,杨老汉放心下来,韩大娘才重新操持家务。只是家里新买了一个炉子,用来煎药。一开始杨老汉是给韩大娘用的西药,可是西药太贵了,于是把从医院里带回来的用完之后,杨老汉就去买了中药。这样过了一个月时间,韩大娘再次咳起了血,杨老汉对此担心不已,于是每次煎药时特别认真。终于有一天,韩大娘一睡不起,过了三天时间,眼看韩大娘还没有醒来的打算,杨老汉终于受不了儿子的啰嗦,把韩大娘又送去了医院。医院说韩大娘的病情加重了,说了杨老汉一顿,杨老汉不说话。医院又安排韩大娘住院,这次住了一个星期,终于彻底没钱了。杨老汉想去问小西村的邻居们借一点钱,但是不好意思开口。所幸大家都理解他的难处,纷纷上门送钱,有五百的,有一百的,有五十的,也有十块的。杨老汉小心地把钱收下来,然后用一个小本子记着,准备等韩大娘病好了还。与此同时,儿子也和工友们借了一些钱,两个人拿着钱去到了医院,让韩大娘又住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杨老汉借了板车把韩大娘拖回家,又煎了几天的中药,几天之后韩大娘又昏了过去。杨老汉和儿子抽了一夜的烟,儿子说第二天早上去工地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再借到一些,或者去贷款。早上儿子去了之后,杨老汉就从屋里抽出一床褥子,铺在板车上面,又抽出一床给韩大娘盖上。最后又抽出一床,放在板车的角落里。然后他就拖着韩大娘走了出去。这之后就是我此时所见的光景。

    晚上在广埠屯那边的某座天桥上,也是人来人往,只不过此时是夜里,所以坐在天边边上的那个人就不太显眼。他背对着人流,面对着栏栅外面的车水马龙,肩膀下沉,身体缩作了一团,像是要从缝隙里钻过去。但是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球,在八九点的漆黑的夜里,路灯把这个地方照得昏黄,就在昏黄的天桥上面,他盘坐在地上像是一个篮球。是的,大概比篮球要大上一些。我一开始见到他时,以为他是一个女人,折回来之后,拍了他一下,他缓缓转过了头。那是一张不修边幅的脸,两个眉毛很深,眼睛深陷在黑暗里面,嘴巴边有一把乱糟糟的白胡子。我才意识到他是个男人。我问他,你吃饭了吗?要不要我帮你去买点儿东西?他转过来之后就一直保持着那个动作,一动不动的看着我,也不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太傻,就问他要吃什么,我去给他买。他依旧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又问了一遍,他也只是看着我不说话。因为我看不见他的眼神,所以他好像没有眼神。当我凑过去问了第二遍的时候,才看见他张了张嘴巴,但是没有声音。随后我又问,这次听见了声音,但是不清楚,又问,知道了是两个字。再问,原来他想吃汤面。他的声音有一些沙哑,干巴巴的,而且中气不足,有种孩子般的委屈。那两个字好像不是从他的嘴巴里传出来,而是直接从我面前这颗杂乱的脑袋中传来。我去帮他买了一碗牛杂粉,还有一瓶水,过来交给他,他给我说了一声谢谢,还是那样的口气。然后我就说,那我走了。

    对于他,我没有什么故事要讲。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就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人。那他还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现在是时候算一笔账了。我不想到此结束,留下一个文艺而空洞的结尾。否则它作为一篇文艺的作品,就会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形而上的伟大道理上去,比如人间,比如爱,比如善良,以及奉献。

    我和阿松吃的烧烤是一百一十块钱,昨天是二百四十块钱。我从学校过来的时候,买了一包二十三的烟,兑了十块钱的零钱。其中两块钱坐了公交到光谷,留下两块钱坐地铁,剩下的六块钱给了杨老汉。坐上地铁的我身无分文,但是我知道阿松会负责让我回来。在广埠屯天桥的时候,我的银行卡里面有二十块钱,买了一碗面和一瓶水,回学校的时候还有七块钱。全身上下里里外外将来三个月就只有这七块钱。

    虽然如此,但是我毫不担心。不管是杨老汉还是那个老人,都比我富有,他们应该绝不止这七块钱。但是他们除了这些钱,就一无所有了。或许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会吃不起饭。但是我只要打一个电话,随便叫上一个相识的人,他们绝对不会因为一顿饭而让我难堪。但是那个天桥老人,谁也不会相信他有这个能耐。这不是一个好大的能耐,不是显赫的人们才能拥有的能力。随便在路上叫住一个人,都能这样。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问题。我们存在于这个社会里,社会不会让我们难堪。但是对于杨老汉和那个天桥老人,前者若即若离,后者身在曹营。他们或许都已经不存在于我们所存在的社会了。

    我思考过,这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我不但相信而且肯定国家的社会保障不会让人饿死。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不在我们社会的保障之中。这个社会的底层不是靠社会保障生存的人,而是社会之外的人。

    我们时常说爱与善良,社会保障或许是它的产物。我们始终将目光放在解放全人类上面,放在爱的体制上面,把善良作为一种道德的践行,作为自我的满足与充实,作为理想,作为善意,作为人性至高无上的伟大情绪。却少有人把它作为别人生存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