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人: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镇城的方位

鸣沙丝路学社2018-10-10 12: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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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耆盆地“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仅北、东、南三面有狭窄的出入口。其北巴仑台等山口大小尤尔都斯盆地连接,以此为媒介可通天山以北、吐鲁番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其东经库米什峡谷(即唐代的银山道),直通吐鲁番盆地。其南出铁门关峡谷,可达天山以南各地,从铁门关向东沿孔雀河经楼兰古城和白龙堆又直通敦煌。可见焉耆盆地恰好位于天山以北地区,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南地区互相连接的关节点上,控扼着西域交通的咽喉。而尉犁城(原尉犁国都)、焉耆国都员渠城和唐代设置的焉耆镇城,则又是途经焉耆盆地交通线上的三个重镇。所以无论从西域史还是从西域交通史上看,这三座城的方位都是至关重要的。故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尉犁城、焉耆国都员渠城和焉耆镇城的方位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但是迄今为止仁智各见,众说纷云,方位问题仍为悬案。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谈点拙见 。

一、  铁门关和遮留谷的位置

(一) 铁门关位置诸说

铁门关和遮留谷是焉耆盆地南部的天险和出入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同时也是今日考证上述三城方位的标准点之一。其中特别是铁门关的位置尤为重要,它乃是我们判断三城方位的基石。所以诸家大都立足于此,竟相诠释,对铁门关的位置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归纳诸说,择其要者大致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记载:“今自库尔勒北二十里至

(二) 杨宣进兵路线与铁门关的位置

《晋书·焉耆国传》记载:“其后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率众疆理西域,宣以部将张植为前锋,所向风靡。军次其国,熙距战于贲仑城,为植所败。植进屯铁门,未至十余里,熙又率众先要之于遮留谷。植将至,或曰:‘汉祖畏于柏人,岑彭死于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将有伏? ’植单骑尝之,果有伏发。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熙率群下四万人肉袒降于宣”。关于此役的进兵路线,学者们看法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前凉之时伊吾路为鲜插阻断,而敦煌直达高昌的间道(即《魏略·西戎传》的“新道”,唐《西州图经》的“大海道”),又极为难行,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加以利用。所以身为沙州刺史的杨宣,其进兵路线只能走被前凉控制的经白龙堆、楼兰城的“楼兰道”,然后溯孔雀河而上从南面进铁门关再向北直捣焉耆国都。从传文来看,“植进屯铁门”以下一段是指“植进屯铁门”以后“未至十余里”,被龙熙要之于遮留谷,然“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至于“军次其国”,是指魏晋时期焉耆吞并地跨铁门关南北的尉犁国(《汉书·尉犁国传》:“南与鄯善、且末接”)后的焉耆国。故“军次其国”的地望和贲仑城的位置,当在铁门关之南。而张植在遮留谷战败龙熙后所进据的尉犁,则是指尉犁国都尉犁城,其位置显然应在铁门关之北。除上所述,有些佐证资料也不容忽视。如在楼兰古城出土的汉文简牍中,有一组前凉时期的与焉耆有关的简牍,其中cha·No675号简牍记“去蔚黎城可卅余里焉耆军在苇桥□□云苇桥去蔚”。此件简牍与其它多数记载焉耆的简牍一样,当与杨宣伐焉耆的事件密切相关。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伐焉耆的进兵路线应是从南面入铁门关,经尉犁、草桥(后改变计划,未经苇桥)至员渠城。《后汉书·班勇传》及《后汉纪》卷十八记载的班勇伐焉耆之役,经分析敦煌太守张朗乃是先期从敦煌经“楼兰道”至爵离关(指铁门关),然后进尉犁,“入焉耆受降而还”。杨宣伐焉耆与上述资料相比,可看出Cha·No765号简牍所示恰恰补充了杨宣与班超和张朗进兵路线相差的最后一部分。由此可见,三者自铁门关起进兵路线大致雷同,杨宣与张朗的整个进兵路线又基本相近。按照这条进兵路线,铁门关显然应在遮留谷之南,焉耆国都和尉犁城在铁门关以北,贲仑城则当在库尔勒北距铁门关较近的地方。同时还可推知 Cha·No765号简犊所记“去蔚黎城可卅余里”,即是指铁门关北至尉犁城的里程。

其次,从焉耆盆地的地理形势与防御的关系来看。若铁门关在紫泥泉,或在其南十里的大石岭,就无异于放弃了遮留谷南端的峡口。据我们实地调查,处于焉耆盆地腹地边缘的七个星地区,有路直通遮留谷及其南端的峡口(下文有说)。 所以铁门关无论在紫泥泉,还是在大石岭,均不能完全控制住进出焉耆盆地南端的交通线。事实证明,只有遮留谷南端的峡口,可真正起到“闭关锁国” 的作用。 只有在此设关与遮留谷连为一体,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天险。据此并结合前述分析,我们认为铁门关应在黄文弼说的塔石店南三公里处(即今水电站附近)。

关于遮留谷的位置与长度里程,诸家所见略同。现在大都认为处于南、北峡口之间的阿满沟,即是遮留谷。阿满沟的长度里程,徐松《西域水道记》以南端峡口向北30里至大石岭为遮留谷。《新疆图志》说阿满沟长20余里,折南5里开都关,其说与徐松相近。黄文弼统言30里,看来30里说比较可信。遮留谷北口按上述三说均与紫泥泉有一定距离,徐松说相距10里,《新疆图志》50里说实为10里之误(黄文弼未言里程)。南口则基本与上述推断的铁门关相接,这种情况再次表明了紫泥泉不可能是铁门关故址。


二、  尉犁城的方位

前面已经确定了铁门关和遮留谷的位置,《晋书·焉耆传》和楼兰汉文简牍cha·No765判断,尉犁城就在距遮留谷不太远的地方。但是,杨宣在遮留谷粉碎龙熙的伏击后,是略向东北还是向北出遮留谷呢?对此史无明载。从考古资料来看,自遮留谷略向东北出遮留谷北口经紫泥泉所至的四十里城一带,以及向北直达七个星地区均有古城和古代遗址群。因此,尉犁城当与其中之一有关。

(一) 四十里城一带不是尉犁城所在地

四十里城在今焉着县城南约18公里,其附近的博格达沁古城事关尉犁城,焉耆国都员渠城和焉耆镇城的方位问题,为诸家瞩目之地。从黄文弼的考察资料来看,四十里城一带自新石器时代起可能就是人类生活居住的地区。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可判断时代的遗物较早的属汉代,大量的遗物则是唐代的。关于博格达沁古城,黄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说,该古城在四十里城之东约四里,墙基尚存,周约六里,城内有二土阜,似为土坯所砌之古房址。城西北隅有一大土墩高丈余,出有残开元钱和碎铜片,“则此城确为唐代遗址”。1957年他再次调查后又说:博格达沁古“城略作长方形,城墙夯筑,残墙断断续续,高1.5-2 米,宽2-3米不等,周2856米。城东南西北向,东西开门,北墙有两个缺口,可能也是城门。……城中间偏西稍隆起,但看不出任何建筑痕迹。”城内所出陶片“一件灰陶三足盆的一足,与雅尔湖沟西古冢中所出者同”。其它遗物还有开元铜钱及金饰、残铁器等,据遗物判断“此城可能在八世纪前后仍在活动”。近年来新疆考古工作者对实地调查后说,博格达沁古城周围是一片碱滩沼地,有一条古河道从西北方向沿古城北、东两面穿过。古城略呈长方形,周长3000余米。城墙毁墙基尚存,西门处还有一段残墙高约4米,城墙夯筑,夯层厚8 -15 厘米古城中间有两个大土堆,其中大者周长143米面覆红烧土,并露红方砖残块。小者北面被流沙覆盖,南面有土坯垒砌的残墙。城内西北角有一高约4米的夯土堆,夯层与城墙相同。城内遗物相当丰富,如金银饰件、料、石珠子,东汉“五铢”、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通宝” 、“大历通宝” ,波斯萨珊朝银币等。城内遍布陶片,一件三耳红陶耳上各有一个模制头像,制作颇为精美。古城周围( 1-5 里范围内)有许多防卫建筑,基均夯筑,其上用巨型土坯(50x30x20厘米)作建筑材料。每个防卫建筑都有高台、住房、围墙,状如堡垒。这样的建筑,仅在东、北 、南三面就发现了七处。上面介绍的资料之间均有出入,从其共同点来看,古城平面略呈长方形 ,城墙夯筑(笔者调查时,看到城墙为土坯砌筑,仅个别部位筑),夯层厚8-15厘米,城内建筑使用土坯。厚夯层,使用土坯这是新疆地区魏晋以后至唐代建筑的特点。这个特点与城内遗物大都属唐代前后是一致的。此外,城址的平面与该地区汉魏晋时期城址多作圆或类似圆形的平面不同,与王城内外两重城的形制也有区别。这种较规矩的略呈长方形的平面,是魏晋前后才发展起来的。关于城外的防卫遗迹,夯土台上置50x30x20厘米的大土坯,又是唐代—回鹘时期的建筑特点(此类建筑和大土坯在吐鲁番较多见)。由此可见,博格达沁古城与城外防卫遗迹大体是同期建筑,似均兴建于唐代或其前不久。故该古城不可能是尉犁国都。

其次,从自然条件来看,四十里城地区属近代开都河三角洲的边缘,这一带土地“组成的物质变细,亚砂土层增厚,因三角洲中央部分,地下水向两侧边渗透,地下水位特高,有红柳盐土沙包发育,一般高度为2-3 米,高大的可达4-5米,由于积盐过多,利用率很低”。这样的自然环境,在生产力尚很低下的汉晋时期是很难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作为一国之都若无特殊情况是绝不会建在这里的。此外,据史籍记载尉犁城在员渠城南百里,两城之间有苇桥。今四十里城向北百里左右已接近山麓地带,考古资料表明这一带未发现过古城遗址,其地理环境也与文献所记焉耆国都员渠城的情况迥异。同时在四十里城之北,开都河河面甚宽, 根本无法铺设苇桥。在与四十里城相对应的开都河北岸附近地区,亦未现属于该时期的古城遗址。上述情况与史籍所载几乎均不相合。

总之,从古城的形制、时代、四十里城一带的自然环境,以及史籍所记尉犁城应具备的条件等几方面来看,活动于北魏以前的尉犁城既不可能在博格达沁古城,也不会在四十里城一带。

)七个星古城是尉犁城故址

七个星在今焉耆县城西偏南约21公里,紫泥泉西偏北约13公里处。该地区发现两座古城遗址,一在七个星西北约3公里,俗称“唐王城”。“城作四方形,东北西南向。城墙夯筑,夯层厚9-19厘米不等。城墙残高4.5-5.15米,厚约3米,上窄下宽呈坡状,外用草泥抹平,内有白灰墙皮。城周约450米,城四隅有马面,北城墙外面亦有马面两处,南墙用土坯加厚。城有二门,一在东墙南端,可能是便门,宽2米,发现安门扉木框二个……。在城内中央有一土台,残高6.6米,南北长27米。土台上截用土坯垒砌,其下2米为夯筑……。在靠近北墙和西墙附近,有些破房残迹和窖穴……。”“城内遗物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为最多,还有些农作物”。此城的时代不早于五世纪,不晚于八世纪前后。

另一座古城在七个星东南约1.5公里处,俗称七个星古城。“城作椭圆形,有内外两重,内城周280米、外城716.1米。城墙已圮,仅存墙基……,中间有一个土墩,高约2米,周126米……。内城东、西开门,外城南、北、西有门。无遗物可验……”。此城的规模较大,其形制与唐王城显然不同。这种内外两重夯筑椭圆形城址,是今新疆地区汉晋时期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址中习见的形制。从自然条件来看,七个星正位于开都河三角洲上部和铁门关之间,是自三角洲上部南下铁门关的必经之地。附近有从开都河汊出的大巴仑渠和霍拉沟水流过,水源充足,土地肥沃,至今仍是焉耆县最重要的农业区(牧业也较发达),粮食单产几居焉耆县之冠。在七个星以北有开都河及从开都河汊出的开来渠, 这一带分布着重要的古城和古遗址群( 指哈拉毛坦一带)。以七个星古城与开都河及其附近古城址的距离和分布态势,对比史籍记载尉犁城员渠城相距百里,两城间隔河有苇桥的情况, 基本相合(详见下节)。其次,从七个星古城与铁门关之间的交通来看,七个星略在紫泥泉西北,两者相距约13公里。紫泥泉距塔什店8.6公里,铁门关在其南3公里,七个星古城在七个星东南约1.5公里,是七个星古城距铁门关为23.1公里合46.2华里。若紫泥泉铁门关的间距按《西域水道记》记载的口至紫泥泉40里计算,七个星古城与铁门关的距离则为63华里。但是,古今交通线是有区别的,同时从铁门关经紫泥泉至七个星古城显然是绕路而行的,我们在铁门关和七个星调查时,当地群众说七个星与阿满沟有路直通,新疆出版的地图集焉耆县图上,在塔什店与七个星之间也标出直通的路线。据地质和水利工作者研究,大巴仑渠原是古开都河河道,它“不流经盆地中部,而是沿山麓流动”, “流经七个星附近后,即绕向西南,直转至塔什店附近,穿铁门关峡谷而下。”前述七个星铁门关间的直通之路,基本上就是沿这条古河谷而行。若走此路,七个星古城与铁门关的距离仅20公里左右约合40余华里。《晋书·焉耆国传》记载:张“植进屯铁门,未至十余里,熙又率众先要之于遮留谷”,“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熙率群下四万人肉袒降于宣。”据此可知,张植进屯铁门在遮留谷前半段战败焉耆王龙熙后,没有再发生大的战斗,所以张植显然未走焉耆可设防的紫泥泉峡口。“植驰击败之,进据尉犁”一语表明,当时张植乃是乘胜从遮留谷的前半段向北直插尉犁。而此路按前述分析,只能是从今阿满沟至七个星之路。Cha·No765所记去尉犁可四十余里,即应是指铁门关与尉犁城的间距,它与张植的进兵路线是一致的。凡此都再次证明了张植进据的尉犁,当在今七个星古城一带。

总之,根据七个星附近优越的自然条件,七个星古城的形制、时代及其与铁门关的交通和里程;七个星古城与北面开都河哈拉毛坦古城遗址群的距离等情况判断,七个星古城似为尉犁城故址。


三、哈拉毛坦地区的古城遗址

前面已将七个星古城比定为尉犁城,故焉耆国都员渠城的方位即应从此向北百里(汉里)左右去寻找。在符合这个条件的范围内,根据考古调查资料只有哈拉毛坦一带是古城和古遗址的集中区。其中又以南、北哈拉毛坦古城特别引人注目。

南哈拉毛坦古城在焉耆县城西约61公里,傍小巴仑渠(大巴仑渠支渠)北岸。根据黄文弼的调查,古“城在沙岭西北隅,南墙尚存,高约三米左右,北墙已倾圮,东西墙断断续续,间有存者。城作椭圆形,周1641单步,约1148.7米。……城中全为石戈壁,不见任何遗物……”,城北有开来渠,“来自大河,下流二十余里即没。”此城之南大巴仑渠“东南流入锡科沁(七个星)灌地。西、南、北三面皆大山环峙,中显平原,此岭突起于平原中间,城即建于此岭之西北麓。海都河出西北大山中,出山口后东南流,环绕此岭北面,故有海岛之目。”该古城又名“阿拉尔古城”,“阿拉尔”即海岛之意。大巴仑渠、小巴仑渠、开来渠三渠公水地点距此不远,三渠分绕城所在沙岭两边,形似海岛。在南哈拉毛坦古城之北约六里,傍开来渠南岸有一古城,北距开都河五、六里。“城作方形,南北约121.2米,东西约90米。仅存墙基,余悉倾圮。墙基用石垒砌而成,城中已开垦成地。惟西南隅土墩巍然屹立,城中间有旧房址数处,……出现泥塑像残件,有一件彩绘颜色尚鲜明……。”北哈拉毛坦古城在焉耆县城西76公里,和静县城西45公里,南距开都河三—四里。古城隔开都河与南哈拉毛坦古城遥遥相对,两城相距十余里,共名哈拉毛坦。北哈拉毛坦古城,“有内外两城,外城周约1140米,内城周约360米”。“内城城墙尚巍然独存,高6米,宽7米,地面遗物除红陶片外,无其它遗物”。“城北约五里许,有土阜四处。地名乌兰托罗盖,意为红土丘之义。传说有一神仙到此种麦,日收十万石粮,聚集为墩,故墩形如麦堆。盖其中有一土墩,顶为圆形,故有是传说,实皆古建筑之倾圮者耳。”这些土墩经发掘,“发现残佛像,盖亦废寺也”。

1983年我们到哈拉毛坦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南哈拉毛坦古城已基本无存。据当地老年人介绍,城亦内外两重,因早年取土等原因城址遭到严重破坏,故黄文弼调查时所见已远非全貌。前已说明这种两重椭圆形城址,是天山以南地位较高的城址之传统形制。城址的时代参照日孜和田古城出土的遗物,其上限似属魏晋时期,下限可晚至唐代。城北另一出佛像之城址,实际上应是一座较大的佛寺遗址。“城”中出塑像房址显然是佛殿,西南隅屹立之土墩或为佛塔遗迹。南哈拉毛坦古城和佛寺的位置关系,与北哈拉毛坦古城和佛寺的位置关系如出一辙。与龟兹都城和雀离大寺(苏巴什佛寺遗址)的位置关系几乎毫无二致,其佛寺的形制也与雀离大寺有相似之处。关于北哈拉毛坦古城,黄文弼的介绍亦不甚清楚。据我们1983年调查,古城内外两重,外城椭圆形,仅余夯筑痕迹。内城略近梯形,城墙土坯垒砌,个别部位加有卵石,风化严重,城墙残高约1米。城墙大部分残毁,城门位置不明,似有角楼和马面。城内残存方形柱础,未见其它遗物。由此可见,古城址应分为前后两期,椭圆形的外城是早期建筑,内城是后改建的,其时代之下限或可晚至唐代。从内、外城形制的区别来看,外城时代的下限似在北魏之前。另据当地群众介绍,该城曾被洪水多次冲刷,原来残存的房址被冲毁,城内积土甚厚是洪水造成的。他们还介绍说,在古城东南方经常发现无头人骨架和残弓等兵器,在城墙上也时见人骨。可见该城曾发生过较大的战事。

四、入唐以前员渠城位置的变化

历代史籍所记员渠城附近的地理环境,前后是有区别的。据此可将汉-唐的史料大体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汉书》、《后汉书》和《晋书》的《焉耆传》。在该组中除《汉书·焉耆传》记员渠城“南至尉犁百里”外,余者均未涉及员渠城的四至里程。没有记载员渠城与山和水的距离,更未说员渠城附近被水四面包围。所记“近海水多鱼”(《汉书》,“四面有大山”、“道险隘”(《后汉书》、《晋书》),“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是指焉耆国的地理环境,而不是指焉耆国都近旁的地理环境。“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后汉书》)一句文义连属,系指海水曲入焉耆国的四面大山之内对员渠城所造成的态势,非指员渠城周三十余里(“三十”二字疑误)。关于焉耆国都的名称,《后汉书·焉耆传》写为南河城(《后汉纪》的河南城似南河城之误),估计此称当与开都河在员渠城之南有关。以其它正史《焉耆传》证之,所谓南河城实际上即是指员渠城而言。

第二组是《魏书》、《周书》、《北史》、《隋书》的《焉耆传》。其中除《隋书》只记焉耆国都与山的里程(“焉耆国都,白山之南七十里”)外,余者均具体记载了焉耆国都与山、海的距离里程(“白山南七十里”,“南去海十余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记载了焉耆国都方二里,却未涉及都城与水的关系。按《魏书》是北齐魏收(公元505-572年)撰写的,《魏书·西域传》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据董琬出使西域的报告,魏朝所藏朝贡记录,途经西域僧人(如慧生)的见闻。此书宋初已经残缺,现行《魏书·西域传》全写《北史·西域传》。《北史》是唐初李延寿撰写的,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现行《魏书·西域传》与魏收的原作并无太大的差异。《周书》是唐初令狐德棻等撰写的,《隋书》是唐初魏徵等撰写的,成书均早于《北史》。这两部史书西域部分与《魏书》相近者,显然也是参阅了《魏书》所致。据此可知,《魏书》、《周书》、《隋书》、《北史》记载的都城(称“汉时旧国”)方二里,都城与白山的距离,以及“南去海十余里”等,乃是两汉至北魏时的情况。但是,应当指出焉耆盆地白山与海的间距约150里左右,所以在焉耆盆地根本不可能有那么一座城在白山南70里又南去海10余里。从汉文正史来看,“南去海十余里”始见于《魏书》。即出现于焉耆国在魏晋时期灭危须、尉犁统有焉耆盆地之后,同时在行文上这句话又置于“国内凡有九城”之后(中间夹叙国情部分)。故“南去海十余里”应是指焉耆统有盆地后“九城”中距海最近者。总之,该时期焉耆国都在白山南70里说较可取。但是,某些学者据上述史料提出的焉耆国都南去海十余里说则是不合适的。

第三组是《水经注》及新旧《唐书·焉耆传》。该组文献已不再谈员渠城与白山相距七十里问题,暗示出员渠城的位置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水经注》说员渠“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这是史籍中首次出现的新情况。《旧唐书·焉耆传》说:“焉耆所都城,四面有水,自恃险固,不虞於我。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潜遣将士浮水而渡……”,情况与《水经注》所记基本相同。《新唐书·焉耆传》记载比较混乱,“初,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故恃不为虞”显然是因袭了两《汉书》的说法,而“都周三十里”则又是错误理解了《后汉书》“周匝其城三十余里”的文义(见前述)。其次,“孝恪倍道绝水,夜傅堞……”与《旧唐书》所记基本一致,同样表明了焉耆都城四面都是有水的。按城“四面有水”,不可能城的四面都是大河。在该地区可以构成天险的水面只有开都河(开都河支流水面不宽,且不深),故郭孝恪部众潜渡之水应是开都河。郭孝恪从高昌出发自东向西伐焉耆,所以他们必然从北向南潜渡开都河。其潜渡活动未被焉耆发现,则又表明焉耆都城距开都河南岸还有一定的距离。此外,唐玄奘曾亲历焉耆都城。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中说:焉耆“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泉流交带”之“泉”,《古本》、《石本》、《明北本》、《径山本》作“众”,其含义与《水经注》等记“四面有水”相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述玄奘自银山西将近焉耆国都时说“遂至王城所处川崖而宿”,“崖”《丽本》、《碛砂本》作“岸”,“川崖”或“川岸”实则是指河岸而言。玄类与郭孝恪同样都是从高昌出发奔向焉耆国都,故玄奘所宿之“川崖”应在开都河北岸。以此推之,是时焉耆国都显然是位于开都河之南。《慈恩传》又说,玄奘从所宿川崖“前去十余里”,“渐去遥见王都”。这个记载与郭孝恪将士“浮水而渡”既近员渠城而又未被焉耆发现的情况结合起来看,说明焉耆国都在开都河南十余里是比较可靠的。上述分析表明,最迟自《水经注》成书之时起,焉耆国都员渠城便已发生了从开都河北迁到河南的位置变化。

据《魏书》卷四记载,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万度归伐焉耆,进军员渠城。于是“鸩尸卑那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拒。度归募壮勇,短兵直往冲,鸩尸卑那众大溃,尽虏之,……度归进屠其城……”,“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不识之物,橐驼马牛杂畜巨万”由于万度归屠城,并将其珍宝财富洗劫一空,员渠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焉耆或在此后不久迁都它处。郦道元约在公元527年左右被害,所以《水经注》成书距万度归伐焉耆当在半个世纪以上。因此,《水经注》记载之员渠城可能正是这种已经发生了位置变化的情况反映。

总之,归纳上述诸点分析,有理由认为两汉至万度归伐焉耆及其后不久焉耆国都在白山南70里的开都河之北,都城方二里。最迟自《水经注》成书时起,焉耆国都即迁到了开都河之南,都城“四面有水”。由于员渠是焉耆的音转,新旧都又相距不远,故迁到新址后国都仍可名为员渠城。在《水经注》之后直至唐代,焉耆国都的位置则没有变化。


五、北魏中期以前焉耆国都于

北哈拉毛坦古城

《汉书·西域传》记载,焉耆国都员渠城在尉犁城北百里,危须城之西百里。尉犁城前已比定在七个星古城,从此北上北哈拉毛坦古城汽车记程约42公里左右,与一百汉里之说基本相合(一汉里=417.53米)。危须城大致在今和硕县曲惠古城,曲惠至北哈拉毛坦公路里程为85公里,约合200汉里,较《汉书·西城传》的记载多百里。按《汉书·西域传·危须国传》记载的里程有误,对此先学们早已辨证,并指出员渠城与危须城间距可能误差百里。如果从曲惠向西百里,大致在今和静县城之东十余公里的地方(相当于223团场附近)。这一带迄今未发现古城遗址,同时它与尉犁城的间距远超过百里,方向也不对头,故误差百里之说比较可信。这样员渠城的方位,即应在尉犁城北百里,危须城西二百里的交叉点附近。而在此附近,现今所发现的最重要的古城就是北哈拉毛坦古城。《魏书》等记员渠城在白山南70里,北哈拉毛坦古城北距南山口约29.4公里,与70里之说(按汉里计算)基本一致。显而易见,北哈拉毛坦古城恰好位于尉犁城北百里、危须城西二百里、白山南七十里三者相交的座标点附近。除上所述,下面再补充论述五个小问题。

1、苇桥   

班超从尉犁北上员渠城,焉耆绝苇桥。可见苇桥应位于尉犁城与员渠城之间,在此范围内开都河诸汉流河面窄、流程短,起不到阻挡征伐大军进路的作用,无须架桥;只有开都河才能构成天险。哈拉毛坦位于三角洲的上部,开都河出山口后流势平缓,河面较窄(150米~200米左右),河底多卵石;到中下游则河面宽(可达410米),河底多泥沙。据此可知,哈拉毛坦附近的开都河具备选择适当地段设苇桥或泅渡的条件。

2、大泽    

焉耆绝苇桥,班超从它道厉渡,距城二十里止大泽中。按开都河“山口至和靖衙门(在哈拉毛坦之东),为三角洲顶部段,心滩、汊支十分发达”,和靖衙门以下则“发育了良好曲流”。“在和靖以西,由于排水不畅,有部分沼泽存在”,加之这一带经常爆发山洪,故积水较多。我们在北哈拉毛坦地区调查时,也常见到沟水横流漫地现象。由此可见,在北哈拉毛坦古城一带是存在着形成泽的条件的。

3、尸骨与屠城

据前引资料,入唐以前在员渠城进行的最激烈的战争,莫过于北魏万度归征伐焉耆之战。是役焉耆王动员4-5万人出员渠城与万度归部众短兵相接,焉耆战败后万度归屠其城。所以在北哈拉毛坦古城附近经常发现无头人骨和残兵器,在城墙上遗留人骨等等,或与此类战斗有关。这个现象与史籍所记员渠城屡遭战火的情况,可以互相印证。

4、墓葬

近年来在察吾乎沟口附近,发现大片墓地。察吾乎沟口属北哈拉毛坦乡,东距黄水沟口8公里,西距乌拉斯台沟口15公里,南距北哈拉毛坦四大队二小队约3公里,有路与北哈拉毛坦相通。这里从山坡砾石带至下面的黄土带边缘,分布多片规模较大的基地。从已发掘的第一、二、三号墓地来看,墓葬总数即达千座以上。处于最上面的第一号墓地,C14测定的年代约在公元前990~625年,大致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下面的第二、三号墓地的时代,可到战国和西汉时期(未发掘的墓地时代不明)。其中有些墓规模较大,并出有西汉铜镜等遗物。如此成片的,大规模的墓葬区,在天山以南是罕见的。这片大墓地表明,北哈拉毛坦一带确为当地古代民族长期生活的重要聚居区。由于墓地与古城同在一个地域,时代基本相接,所以北哈拉毛坦古城显然即是这个重要聚居区的中心。

5、位置与交通

焉耆盆地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北哈拉毛坦位于三角洲的顶部,地势较高,鸟瞰广大的焉耆平原。此地北、西、南三面近山,北对山口直通天山北麓地区,南望铁门关,东通高昌,大致位于北、南、东三条交通干线的交叉点上。古城南临开都河,形成天然屏障,附近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广大的山坡地带,特别是北部的尤尔都斯盆地(焉耆占有一部分)是天然优良牧场。由此可见,北哈拉毛坦古城地处要冲,控制交通;可耕可牧,利于经济发展,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此优越的条件,在原焉耆国境内的同期古城中还没有可与之相比者。

总之,根据上面的论述和分析,有理由认为北哈拉毛坦古城即是汉至北魏中期的焉耆国都员渠城之故址。该古城的形制、规模、时代及与佛寺共存关系等情况(见前述),也与都城的地位基本相合。


六、北魏后期焉耆迁都于

南哈拉毛坦古城

如前所述,万度归屠城后员渠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北哈拉毛坦古城之北寺院遗址的屯垦传说,与外城形制有别的内城改建的时间均应在万度归屠城以后。也就是说,在万度归屠城后不久北哈拉毛坦古城已不是王都,似变为屯垦之地。而改建后的内城则成为屯垦的据点,史籍所记“焉耆仓” 或与此有关。至于迁都问题除前所述,另据《魏书·高昌传》记载:“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焉耆又为  的契机,其时间难以确指。总的来说,焉耆迁都应在万度归屠城以后, 至《水经注》成书以前这个时间界限之内。所迁之地即在南哈拉毛坦古城, 理由如下:

 南哈拉毛坦古城之外有大巴仑渠、小巴仑渠、开来渠围绕,城建在沙岭之上形如海岛。这个地理环境与《水经注》记载员渠“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 。《旧唐书·西域记》记载“焉耆所都城,四面有水”;《大唐西域记》说焉耆都城“泉(众)流交带” 等情况完全相合与郭孝恪攻焉耆都城、玄奘向焉耆都城进发的情况亦可互相印证。按大巴仑渠和开来渠原来都是从开都河汊出的古河道。在古代大巴仑渠河道东南流经今七个星后,一支经铁门关流向南疆,另一支则经紫泥泉入博斯腾湖。开来渠古河道东南流经七个星附近的博罗海与大巴仑渠河道合一入博斯腾湖。其分合流势,与《水经注》所记“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员渠城。……南会两水, 同注敦薨之浦” 亦基本一致。其次,南哈拉毛坦古城在开都河之南11、2里,与《慈恩传》所记十余里相近,古城的形制、时代及与佛寺区共存的情况也与都城的地位相适应。至于古城的规模,以北哈拉毛坦古城证之,黄文弼所记椭圆形城周1148.7米应为外城,与玄奘记载的“大都城周六七里”显然不同。据《慈恩传》卷二记载,玄奘在焉耆“停一宿而过”。他来去匆匆,又忙于应酬, 观察未必仔细。而《大唐西域记》又是玄奘归国后所写,时隔日久,记忆难免有错。前已论证《水经记》中的员渠城, 郭孝恪进攻的员渠城与玄奘所至之大都城系同指一城,故玄奘这个“大都城周六七里”的孤例似属误记。那种据此认为焉耆国都在唐初又发生了位置的变化,显然是不合适的。

除上所述,七个星佛寺遗址亦可为南哈拉毛坦古城国都说提供旁证。众所周知, 焉耆国是西域北道东部地区的重要佛教中心之一。在佛教时期无论是于阗、龟兹、高昌还是焉耆,其国都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附近或邻近的山地有共存的一些巨大的佛寺。南哈拉毛坦古城之北的佛寺遗址已遭到严重毁坏,现在唯一较清楚的是在其南的举世闻名的七个星明屋佛寺遗址。该佛寺遗址寺院与洞窟共存,时代的上限可追溯至两晋时期,盛期在公元6世纪至8世纪,并一直延续至10世纪左右。魏晋时期尉犁被焉耆灭亡,该佛寺最早或为尉犁国所建。但是,七个星佛寺在公元6世纪以后发展到巨大的规模,建筑雄伟,塑像壁画金碧辉煌,艺术水平很高,并在新疆古代佛教艺术中独树一帜,凡此都说明了它应是与焉耆国都共存的王家寺院之一。地位如此之高的佛寺不见于开都河之北,而是发展于南哈拉毛坦古城南下铁门关要道旁的山麓地带,再次证明了前述6世纪以后焉耆国都迁到开都河南的南哈拉毛坦古城说是可取的。同时七个星佛寺6世纪以后至终唐之世长期兴盛,从侧面也反映出了焉耆国都没有再从南哈拉毛坦古城迁移它处。

那么, 焉耆新都为什么要选在南哈拉毛坦古城呢?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焉耆的主观意图不便猜测,但是从客观情况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新、旧都隔河相望,距离很近,便于搬迁,同时又不脱离焉耆固有的中心区。第二,自魏晋以后焉耆已统有焉耆盆地,迁到河南有利于控制广大的平原地区。同时南哈拉毛坦还与七个星等重要农业区相连,在经济生活方面比较有保障。第三,是时天山以北的蠕蠕高车等游牧民族逐渐强盛起来,迁到河南对防止从北面来的威胁有一定作用。 加之新都又在四水之中,安全防卫似更胜于旧都。在情况危机时还可随时南下铁门关,便于与龟兹取得连系或采取联合行动(焉耆、龟兹两者关系较密切)。上述三点,在焉耆选择新都的过程中可能都程度不等地起过一定的作用。


七、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镇城故址

(一) 博格达沁古城不是焉耆国都

关于博格达沁古城的性质,有焉耆国都说、尉犁国都说,隋唐时期的焉耆国都说、焉耆镇城等等。本文则认为博格达沁古城既不是焉耆国都也不是尉犁国都, 而是焉耆镇城故址。在前面的几节中,已经论证尉犁国都和焉耆国都的方位,博格达沁古城与它们的关系似勿须再予详论。但是,由于现在主张博格达沁古城焉耆国都说者较多,故有必要对此再谈点补充意见。

据史籍记载,尉犁城应在铁门关以北,在焉耆国都南百里;危须城在焉耆国都东百里(200里之误),员渠城北距白山70里。假如以博格达沁古城当员渠城,尉犁城在其南百里,那么两城中间则为沼泽和山地阻断,百里之地已达今库尔勒境内。而西南百里则出了铁门关亦在库尔勒境内,危须城若在其东百里恰掉进博斯腾湖里,二百里已至不毛的山岳地带。危须城在其东北百里正处于博斯腾湖边缘的沼泽地带,二百里则在大山之上。其次,就与山的距离而论,博格达沁古城北距山140里左右,较员渠城与白山的距离多一倍。从历代伐焉耆的进兵路线来看,班超和杨宣伐焉耆,均先进铁门关到尉犁, 过苇桥达员渠城,员渠城在尉犁之北百里。而博格达沁古城西南距铁门关仅五十余里。古城远离大河,附近只有些近似于南北向的小支流,无须架苇桥。北魏万度归征伐焉耆入其东界,先拔左回(危须)、尉犁二城。若以博格达沁古城当员渠城, 尉犁城又在其南百里,那么万度归既无法避开博格达沁古城而出铁门关攻尉犁, 也没有必要在铁门关外先拔尉犁城再攻员渠城。唐初郭孝恪伐焉耆, 若以博格达沁古城当唐代的焉耆国都,就不会出现将士在城附近“浮水而渡”问题,焉耆也不会存在“自恃险固,不虞于我”的心理(参见前述古城附近的地理环境)。总之,上述情况表明博格达沁古城的地理位置与史籍记载的员渠城完全不合。

汉通西域之时, 焉耆盆地有焉耆、危须和尉犁三国。三国的疆界目前尚无法确指,大体言之危须在东,黄文弼提出以清水河为界,东属危须西属焉耆。焉耆位于开都河三角洲的上、中部,今和靖县和焉耆县沿开都河两岸一带大都属焉耆辖境。尉犁国在盆地西南部,地跨铁门关南北,紫泥泉、七个星一带均属尉犁国地。四十里城一带近紫泥泉,应属尉犁国地。退一步说,若属焉耆国也是边境地区。既使在焉耆统一焉耆盆地之后,四十里城一带从来也未成为焉耆的中心区。加之这个地区靠近博斯腾湖,很难发展农业,在经济上没有保障,故焉耆国都不可能设在此处。总而言之,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博格达沁古城均不存在建都的条件。以此结合本文有关博格达沁古城的论述, 完全有理由认为该古城不可能是焉耆国都。

(二) 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镇城故址

《新唐书·焉耆传》记载:“开元七年,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从此以后史籍中很少再提焉耆国都,记载与焉耆有关的交通和里程均改以焉耆镇城或焉耆镇守军为准。如《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记载:“ 自州( 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 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 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 开都河) ,至焉耆镇城。” 慧琳《一切经音义》说: “焉耆即安西四镇之中是其一镇,西去安西七百里” 。《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的注中说:“交河西至焉耆镇守军七百一十里;北庭西南至焉耆镇守军八百七十里; 安西东至焉耆镇守军八百里。”《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唐代后期贾耽《道里记》说:“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这条史料实际上是接《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 渡淡河, 至焉耆镇城”条,两者相连接才是自西州经焉耆(镇)到安西都护府的一条完整的交通线。途中所经都是唐朝设置的“馆”和“守捉”,它们分别属于唐朝在西域的交通和军事系统,与焉耆国无关。故“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 的焉耆,即是渡淡河所至之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距铁门关五十余里,其北即淡河(开都河)。前已说明该古城现存的遗迹和遗物主要与唐代相对应,古城外广为散布的墩台遗迹实际上属烽燧性质,有的可能是防卫设施,它表明该古城在交通和军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以此结合上述资料,所谓焉耆镇城当指博格达沁古城而言。那种以“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为据,证明唐代焉耆国都迁到了四十里城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唐代为什么要将焉耆镇城设在博格达沁古城呢?我们认为这是与当时唐代在西域的政治、军事、交通等方面的形势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唐代正式控制西域后,在今吉木莎尔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在高昌设西州,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在这种情况下,铁门关就成为北庭、西州和安西都护府互相连接的咽喉要道。只有在此附近置重军镇守,才能确保东、北、南三面经过铁门关的交通线和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确保征收商税,确保唐代对西域的有效控制。也就是说,博格达沁古城的战略地位与焉耆镇城应肩负使命的统一,便是唐代在此设镇城的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 本文在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基础上,就尉犁城、焉耆国都员渠城和焉耆镇城的方位略述己见。其正确与否,尚待于今后考古发现与深入研究的验证。因此,笔者的初步意见乃是抛砖引玉之作。不当之处,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原文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