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无疆:大唐的陆上交通与交通规划管理

全讯视野2019-05-20 07:19:50



作者:生民无疆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生民无疆,不代表全讯视野观点

以大唐疆域之广阔,单靠水路,是不足以解决全国的交通问题的。水源丰富、地势平坦的地方,才有可能造出一条水路来。更多的,当然是陆路。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车同轨,书同文”, 大开驿道至教化之所及。其实这并非秦始皇的创造,据《周礼》,最晚在西周,中华大地便是如此。秦始皇不过是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局面复归一统罢了。

历经三千年的建设,到唐朝,中国大地,尤其是内地,已经有了十分成熟、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但是,相对偏远的地方,崇山峻岭之处,陆路还是艰难险阻,商旅却步。所以,李白高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这种局面仍未根本改变。

围绕出入蜀道难,古人想尽了办法。在四川,历代官员在不断完善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在努力改善陆路。《大唐新语》:

陆象先,为益州长史,奏嘉邛路远,请凿岷山之南,以从捷近。发卒从役,居人不堪,多道亡愈死,行旅无利。……象先览之兢惕,遽罢役,仍旧路以闻。蜀人赖焉。

这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陆象先曾任宰相,担任益州长史期间,为了改善嘉州(今乐山)至邛州(今邛崃)之间的交通,上报朝廷批准,征发百姓修筑一条便捷的道路。工程十分艰苦,左拾遗张宣明在实地考察之后,甚绝无益,便致书陆象先。陆听从建议,工程下马。

江西与广东之间,水路不通,高山阻隔。原本有一条路,破旧不堪人行。开元四年,唐玄宗安排时任左拾遗内供奉的张九龄,回到家乡广东韶关附近,来主持修筑一条沟通两省的新路。路成之时,张九龄撰文立碑,《开大庾岭路记》:

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材,夫负妻戴,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不有圣政,其何以臻兹乎?开元四载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遗内共奉张九龄,饮冰矢怀,执艺是度,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宣,革其坂险之故。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

张九龄说,起初,大庾岭东边那条路很破很狭窄,没法行车,商旅百姓完全靠肩挑背扛。但是,岭南沿海,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兴盛,许多东西非常有利于国家富裕,也能促进江淮地区的商业。如此道路,商旅如此艰苦,朝廷不行善政,不体恤民情,怎么行呢!早在先天二年,皇上就决定修通这条山路。开元四年,皇上派我来主持这个工程。我经过跋山涉水现场踏勘、规划,终于可以施工。利用当地百姓农闲时间,而且没有超过法定的劳役时间,便竣工了。老百姓起初还有疑虑,现在都很高兴。

百姓确实应该高兴。因为大庾岭是珠江水系与赣江水系分水岭。翻过大庾岭,便可通过浈水,乘船南下广州。此路修通后,这里便成为著名的千年商道。

张九龄说得很清楚,兴修这条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商业。结合前面引用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皇帝、宰相重视商业,州刺史重视商业。这已经就足以证明,所谓的古代中国“重农抑商”之说,纯属胡言乱语。

自古以来,解决交通问题,就是被认为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张九龄在《开大庾岭路记》就明确指出:

先天二载,龙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内及外,穷幽极远,日月普烛,舟车运行,无不求其所宁,易其所弊者也。

普天之下,舟车运行之路,政府有责任保证畅通无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才决定开大庾岭路。

改善交通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商旅,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交流信息。身处信息时代我们,自然懂得这个道理。

为了确保全国信息畅通,唐朝建立了强大的驿站系统,具体负责的是兵部驾部司。

从《唐六典》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唐代的交通有多么发达,管理有多么先进与规范:

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疋……凡水驿亦量事闲要以置船……凡乘驿者,在京於门下给券,在外於留守及诸军、州给券。)

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驿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道。并不包含地方性的道路,如今天所谓的“省道”、“县道”之类。

唐朝无论水路、陆路,按照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负责接待官方过往的人员,为其补充给养,提供食宿,传递信件等,并负责相关的检查。各陆路驿站,备有马匹;水路驿站,备有船只。

驿站的业务,比如制度建设之类,归口兵部管理。驿站的行政管理权,包括人事任免,则在所在地的州县政府。但是驿站的使用权,即指挥权则在门下省。从京城出发的官方人员,凭门下省授予的证件,军方、地方官员出行持州一级的机构开出介绍信,才可享受各驿站的免费接待。

各个驿站既是补给站,也是政府出差人员的招待所,这里衣食住行一应俱全。《太平广记》:

江西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驿已理,请一阅之。乃往。初一室为酒库,诸醢毕熟。其外画神,问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余也。又一室曰茶库,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库,诸茹毕备,复有神。问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误矣。

一驿馆上任,全面整顿内部管理,收拾停当后,请刺史检查指导。在这里,酒肉茶叶储存库,一应俱全。

政府将驿站建的如此完备,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官员出行扰乱地方。在唐朝,无论是谁,即便是宰相出巡,也必须在驿站食宿。《朝野佥载》:

纳言娄师德……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谘驿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祗承……

纳言即侍中,也就是宰相。宰相娄师德外出检查工作期间,在灵州的一个驿站吃饭、休息后,继续前进。期间,驿站工作人员对他手下很不友好,但是,娄师德宽容大度,竟然毫不生气。

遍布全国各地的驿站,更是确保全国道路和信息畅通的基础。《明皇杂录》:

哥舒翰常镇于青海,路既遥远,遣使常乘白骆驼以奏事,日驰五百里。

这段话非常有名,常被人们引用。玄宗时期,率兵在青海与吐蕃作战的著名将领哥舒翰,派信使骑骆驼入朝奏事,日行五百里。哥舒翰信使能如此的保证,就是沿路的驿站及时提供补给。

唐朝以长安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的国道有十余条。全国共设有驿站1639个,按照30里一个驿站,粗略计算,全国的国道共约5万里,即2.7万公里。当然,具体设置起来,也不可能如此标准。

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叙述了驿站的重要性和管理、考核制度:

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奉贡输赋,修职于王都者,入于近关,则皆重足错毂,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而后案行成列,以就诸侯之馆。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

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大历十四年,始命御史为之使,俾考其成,以质于尚书。

柳宗元说,天下道路出长安;外国人到长安朝贡也好,天子向天下发布政令也罢,都得通过道路而成。建立驿站,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意义重大。

在列举了长安附近的若干驿站之后,柳宗元说,无论华人夷人,晚上住进驿站后,驿站的工作人员就要把他们的介绍信收集起来,提供给当地县吏查阅登记。为了确保驿站工作到位,自大历十四年起,朝廷还要求御史台派御史检查、考核各个驿站的工作,并将发现的问题通报尚书省,责令其整改,奖惩相关驿站官员。

严格的驿站管理制度,救过唐朝的命。《新唐书·李元谅传》:

先是,诏发豳、陇兵东讨李希烈。师方出关,泚使刘忠孝召还。至华阴,华阴尉李夷简说驿官捕之,追及关,元谅斩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华州独完。

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乱兵占领长安,朱泚称帝,立即派信使刘忠孝出关,企图召回自己正在河南作战的旧部。当他的信使留宿华阴,县尉李夷简知道后,立即劝驿官捕杀刘忠孝;大将李元谅也阻止朱泚召回的军队入关。就这样,才顺利平定了朱泚之乱,挽救了唐朝。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举办的驿站,仅服务于政府的“信息化”工作,并不接待民间商旅,因为古代政府是不经商的。自然的,驿站所在之处,商人们建起了旅店客舍餐馆饭店。

比如吧,《唐会要》:

大中三年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渥、凤翔节度使李玭等奏:当道先准敕,新开文川谷路,从灵泉驿至白云驿共一十所,并每驿侧近置私客馆一所。

两个节度使共同修筑了一条新路,设置了十个驿站,在每个驿站旁边,也建了一个服务于过往商旅的宾馆。这属于“商业文明”范畴,我们放在后面再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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